文/老牛
我是真正的红卫兵（“文革”轶事之一）
我年考入大学，本该年毕业分配。可是一场特殊变故，让我在大学里多呆了两年，直到年六月才正式分配。这场变故便是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
我一直不想接触“文革”这个敏感的话题，因为我对“文革”的感受，与铺天盖地的宣传颇有不同。许多人把“文革”说成“十年浩劫”，我的理解却是：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造反运动。因此，这应是“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而年10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随后学生陆续返回学校，到我分配工作时一切都已走上正轨，应该说“文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所以我觉得，“文革”也就是两年时间，而我是这场“文革”的全程亲历者。
合肥的“文革”开始得还要晚些。年8月27日，合工大部分学生举起造反旗帜，这应该是合肥“文革”开始的标志。不久，各高校和中学陆续成立了造反组织。他们上揪省委书记李葆华等领导人，下斗各学校的头头。当时我们班也有几个人起来造反，他们来动员我，理由是我是班级的落后分子。我说：“我虽然政治上不太要求进步，走白专道路，但我是热爱共产党的。我家里这么穷，没有共产党，我怎么能上大学？你看，我身上的破小袄都是共产党发的，我为什么要造反？”为了和造反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学校成立了红卫兵总队，公开保护校党委书记李锐。我们的队伍非常强大，而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安徽丝绸厂为我们印制了精致的红绸子队旗和袖章。8.27造反派因此骂我们是“绸子兵”、“保皇狗”。可是，我们上街游行，群主夹道欢迎；他们上街，却人人喊打。8.27造反派说他们造反“好得很”，我们就说“好个屁”，这就是安徽“好派”和“屁派”的由来。
后来，我们的组织终于抵挡不住8.27的进攻，溃散成三个组织，我加入了其中最小的一支——红革会。但也只是名义上加入，没有参加过活动。武斗开始后，我就离开了合肥。除了两次短暂的串联，就是呆在老家，谈恋爱、结婚。
我在“文革”前期被骂为“保皇派”，后期是典型的“逍遥派”。可是，我可以无愧地说，我是真正的“红卫兵”。因为：一、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批斗老干部的活动，没干过一件迫害老干部的事；二、我没有参加过一次武斗，枪刀棍棒从来没摸过；三、我没有破坏过一件文物。请不要责备我无为，要知道，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像我们这样血气方刚的青年，想做到无为，也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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