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前先秦散文研究的总体特点
作者简介
常森，山东新泰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教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屈原学会理事。年3月至年2月，于韩国外国语大学讲学；年10月至年9月，于东京大学讲学。
概括的说，二十世纪以前的先秦散文研究主要是以评点为根本。评点不仅是一种文学批评的体裁样式，而且归根到底是一种观照、把握作品的方法。因此，很多不以评点为名的著作，譬如刘熙载《艺概》等，实际上也包含部分评点的实质。这一时期先秦散文研究的特点主要有：
其一，该时期研究成果探讨了很多后世学人无法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很多论断具有不容忽视的原创性，发挥过并将继续发挥深远、巨大的影响和规范作用。
该时期学者以自身理论或实践涉及的问题，如先秦诸子乃至先秦学术兴盛的因缘、先秦诸子与史传的基本学术与文学质素、把握先秦散文的基本方式、先秦散文典籍的真赝等，都是先秦散文研究领域的基础性问题。①对其中大多数问题的探讨，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
就拿汉以前学者提出的诸子“本诸古学”、“原乎官守”、“因于时世”三种说法来做一分析。这一说法无疑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以诸子出于王官本不算错，但像《汉志》那样把先秦某家同古代某官简单联系起来，则有失于简单化、表面化。这样做势必掩盖很多实质性的问题。即如儒家一端言，其兴起何尝只是继承古代司徒之官教化百姓的职能，它还综合继承和发扬了古代祭官、乐官、礼官等多种学术传统。②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三说对后世学者探究先秦诸子乃至先秦学术的本原，产生了异常深远、异常巨大的影响作用。
后世学者或坚执其一说。如近代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学》云:“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③
亦或即其一说而推演之。如清儒章学诚演衍《汉志》之说，以为举凡一切古代学术，均本乎古代的官守。《校雠通义·原道》篇云:“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原道》不仅把一切学术归原于古代之官守，而且说“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比如，后世文字之渊源亦即《六经》，本为“周官之旧典”:《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原道》又谓：“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其叙六艺之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④
章氏之后，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以《五经》为“周史之大宗”，以诸子为“周史之小宗”。二十世纪初，刘师培进而衍其说为《古学出于史官论》，以为“班《志》所言，就诸子道术而分之，非就诸子渊源而溯之”。其持论则必从班《志》之说上溯到古代史官，如谓:“《汉书·艺文志》叙列九流，……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然考之周官之制，太史掌祭祀，小史辨昭穆，有事于庙，非史即巫，则墨家出于史官。纵横家出于行人。然会同朝觑，以书协礼，事亦太史之职，则纵横家出于史官。”总之，按照他的看法，六艺、九流、数术方技之学盖无不源于史官。⑤
从表面上看，龚氏、刘氏把先秦一切学术都推原至古代官守中的史官，跟《汉书·艺文志》、《校雠通义·原道》等著作有重要歧异。但实际上，该说依然没有脱出诸子原乎官守说的窠臼。
此外复有调和众说者。如吕思勉以为《汉志》、《淮南》之说，“一言其因，一言其缘”。⑥而上引陈柱《中国散文史》则兼采《庄子》、《汉志》、《淮南》三说。直到二十世纪末，学界探讨这一方面的问题时，仍走沿袭某说或调和众说的路子。例如，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郑杰文《战国策文研究》。该书第一章《战国策文的文化渊源》把纵横家及其学说之本源归于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夏商周通使官特别是周代后期行人之外交活动、政治斗争经验及其思想学说；二是古代谋略学尤其是其中太公谋略、兵家谋略和政治谋略；三是古代辩术，包括政治论辩、外交说辩，以及学术诘辩。其说甚细，但实质上只是糅合《汉书·艺文志》“诸子原乎王官说”、《庄子·天下》篇“诸子本诸古学说”以及《淮南子·要略》篇“诸子因于时世说”，远没有脱弃前人的牢笼。由此一端可见，二十世纪以前甚至先秦两汉时期关于先秦散文的某些重要观念，已经积淀为后世学者难以超越的思维定势。其学术意义之巨大，较然可见。
单就这一问题而言，笔者认为，三说中“原乎官守”、“因于时世”两说更具本源性。因为“本诸古学”之“古学”，归根结底是流而非源。兼采此二说，则无疑要比偏主其一更近情理。⑦所以，吕思勉的因、缘说堪称真知灼见。但若从具体操作方面着眼，三说相合仍然是探讨诸子本源问题的比较完备的框架。
其二，该时期成果多以零金碎玉式的短章，抉发作品深邃的思想、卓绝的艺术特质和境界；目击而道存，以极简约、极感性的话语，传达出极具涵盖力而且极能触及问题本质的论断。因此，该时期有关先秦散文的很多看法，从一定范围来说，确已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后人亦常常根据其中三言两浯，演衍出内涵丰富的巨制宏篇。
当代著名学者钱穆曾论析评点之弊，曰：“‘评点’只能当为学文的‘入门’，不能算是学文的归宿。章氏说：‘以古人无穷之文，而拘于一时之心手。’这是对‘评点’的一针见血之论。”⑧章、钱二氏并未全面、深刻地把握评点的实质。高水平的评点，例如金圣叹之评点先秦散文，虽常常着眼于有限，而亦常常能够超越有限。以有限尽无限，以瞬间尽永恒，也许正是评点的辩证法。
其三，该时期先秦散文研究涉及的作品异常繁多，从诸子方面看尤其如此；其举证、分析的精妙篇章，太半已成为后世公认的经典。
其四，该时期先秦散文研究涉及的问题异常广博、全面，以至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除了在立足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与阶级斗争学说的解释系统、立足于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精神的价值评判系统、立足于近今新理论新观念的方法论系统，以及立足于新近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以辨析典籍真赝的知识系统等方面，研究成果确乎超越了二十世纪以前，其他方面则依旧可以牢笼在二十世纪前先秦散文研究成果的范围之内。⑨
其五，该时期先秦散文研究对作品的把握，每每来自具有整体性的直觉、感悟而非抽象的逻辑分析，其认知结果亦每每归结为独具意趣、充满深情、生动活泼的境界，而非抽象的、缺乏诗意的逻辑概念的堆积。《文概》用“斗”字概括《国策》用笔之特点，用“飞”字概括《庄子》文章之神妙，用“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概括庄子为人、为文之旨趣；《天下才子必读书》批点《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宁武子保身济君”曰：“读起嫋嫋二句，直欲泪落；读后斩斩数语，直欲血迸”，批点《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使吕向绝秦”，称赞其章法、句法、字法“真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等。⑩这些例子，都典型地表现了该时期先秦散文研究在把握作品方面的独特方式和魅力。可以说，正是由于使用这种极有特色的把握方式，读者才得以在作品中“诗意地栖居”。
其六，由于该时期先秦散文研究的体系性内含不露，所以表达方式颇有些松散、琐碎。《庄子·天下》篇论庄子之文，《史通》论《左传》之文，《文概》论秦汉文之承续和转变，《天下才子必读书论》论先秦史传文之超越后世等，都含有一定的内在体系性；但总的说来，它们表达得异常散漫。古人自不缺乏细致入微的逻辑分析能力，这一点先秦诸子论辩已是极好的证明。但他们鉴赏、观照作品却不重分析、不重系统，故呈现给读者的东西常常如碎金散珠，虽灵活但琐细，难以使人觉察其贯穿及整一性。
表达缺乏系统性，似乎是该时期先秦散文研究的整体缺陷。此时怀有初步“史”的观念的学者，倾向于把诸多单元，纳入一个在时间中延续、在空间中扩展的整体。这无疑是一种系统理念的体现。但其内涵及表达都极不成熟，极不完备。像《天下才子必读书》那样主要立足单篇文章甚至字句之局部来做评点，作为表达方式，无以具体呈现不同历史单元譬如篇章与篇章、著作与著作、著家与著家之间的联系。《文概》直接呈现的也主要是概括了很多历史单元的整体感悟和直觉。其表达方式，同样使之不能具体展示各单元间的复杂关联。因此从这里，我们尚无法找到某种合乎现代标准的体系。
注释：
①限于篇幅，本书在这一部分没有梳理二十世纪前学者对先秦典籍真伪的考辨，惟在下文有关部分，譬如在论及二十世纪学者对《左传》作者、时代问题的考辨时，加以必要的简单回顾。
②参阅郑杰文《战国策文研究》第8-15页。
③章炳麟《国故论衡》第页，上海大共和日报馆中华民国二年三版；又可参阅同书《原儒》、《原名》等篇。
④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页、第页，中华书局，。
⑤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第-页，三联书店，。刘师培又有《补古学出于史官论》，进一步论说上古学掌于史之原因、学掌于史之流弊，以及周末诸子学对周初学术之反动等；参阅《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第-页。
⑥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1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⑦二十世纪学者亦有不主张诸子出王官者。譬如胡适《诸子不出王官论》以为，古之论诸子学说者，莫备于《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以及《淮南子·要略》，而此四书皆无诸子出于王官一说；周之官掌与诸子学说之义无大关涉；九流之分亦不甚的切；九流之名无征，譬如古“名家”不成一家之言，而所谓法家如韩非、管子“自属道家”等。总之胡适认为，诸子之学“决不能出于王官”，自老聃、孔丘至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该文原载《太平洋》第一卷第七号，年10月15日；今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
⑧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第45页，巴蜀书社，。
⑨按立足于近今新理论、新观念来构建先秦散文研究的方法论系统，在实际应用中是否正确，需要做具体的分析。譬如以培根为代表的曾促进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归纳法，跟乾嘉以来的考证学传统相结合，曾使五四时期的一代学人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绩；这一点可参阅赵敏俐、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第62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而二十世纪晚期，部分学者在应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先秦散文、先秦学术时，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科学研究所必须践履的实证精神；这一点，本书下一编将有具体论析。
⑩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朱一清、程自信注释本第34页、第69页。
编者注
本文摘自《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1-35页。
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编辑：中文系